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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亚洲/口述

Phyllis/撰文

我叫徐亚洲(@演员徐亚洲),今年73岁了,是一名老年特型演员,大家都形容我是“外国人专业户”。很多朋友可能不记得我的名字,但一见我的脸就觉得面熟。

我一共参演过150多部影视剧,《康熙王朝》里的戈尔尼、《倚天屠龙记》里的波斯使者、《新还珠格格》里的郎世宁,都是我曾经扮演的角色。

我演老外算是本色出演,一般不用怎么化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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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外貌都是由基因决定的,我父亲是中俄混血,母亲是纯正的俄罗斯人,所以我身上有四分之三的外国血统。不过奇怪的是,我们家兄弟姐妹五个,其他几个孩子的中国血统也很明显,唯独作为老三的我蓝眼睛、白皮肤、高鼻梁,完全像是一个俄罗斯人。

我小时候的照片,一头小小卷毛,看上去就和中国娃不一样。

说起我们家的经历,离不历史上“中东铁路”的建造。当年,我爷爷在中东铁路局工作,这条铁路线从中国东北出发,绵延至西伯利亚,不仅串联了欧亚两片大陆,也将我爷爷这位山东昌邑汉子和一位俄罗斯女人连接在了一起。她,就是我的奶奶。

我爷爷奶奶究竟是怎么认识的,老人们很少跟后辈提及,我只记得奶奶是个特别慈善,又很爱美的俄罗斯老太太,总会变着花样给我们几个孙辈穿好看的衣服。

小时候我们家住在青岛八大关别墅群,家里有两台相机,奶奶每到周末就会拿着相机带我们去逛公园,拍好看的照片。每次走在路上,当地人总是对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,她丝毫不在意,还把带去的食物分给有需要的人。

我小时候(右一)和爷爷奶奶的合影。

奶奶一共生了两个孩子,我父亲是老大,他16岁就出来开车赚钱,养家糊口。那时候的年轻人能开车就挺厉害,他每个月挣75块,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养活了我们一家五个孩子。

我母亲是1924年生人,来自沙皇时期的贵族家庭。14岁那年,母亲跟着我姥姥来到青岛,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我父亲,两个人自由恋爱、结婚、生儿育女,在中国过了一辈子。

小时候在家里,长辈们会用俄语和我们交流,不过后来不怎么用得上,等我长大就差不多忘光了,只剩下一口地道的“蛤蜊味”青岛话。

左一是我,右边是姐姐和哥哥,我们穿的衣服和其他小孩也不是一种风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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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放后,我们家从八大关搬到了海洋大学附近。那时候我很调皮,在学校里又因为长相特别,没少被同学欺负,心里不服气,我就和他们干架,时间长了变得不那么爱上学。

因此,当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的号召刚出来时,我特别激动,想着总算不用上学了,还能脱离家庭的约束,别提有多开心。只是那时,我和同行的其他10个人谁都不会想到,从经历上山下乡到成为插队知青,我这一走就是十二年,青春全部卷入了这场浪潮。

那是1964年的9月30日,我们坐着汽车前往下乡插队的烟台市海阳县书院村。当年我还不到16岁,是一车知青中年纪最小的。一路上,我们这群天真烂漫的城市青年欢声笑语,将农村想象成一幅田园牧歌的画卷,任凭那辆解放牌卡车带着我们盘旋过一个又一个山坳。

起初男孩们还会拨开车上临时搭建的帆布棚子,好奇地向外张望,最终,所有人都伴着车轮的颠簸沉沉睡去。从小到大,我们谁也没经历过这么远的跋涉。一觉醒来,天已大亮,我们拖着满身疲惫,在贫下中农震耳欲聋的欢迎锣鼓声中进了村,却被眼前的景象和人惊得说不出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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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车之后,面前是黄土翻滚的沟沟壑壑和破旧不堪的土坯房,一群青壮男子穿得破破烂烂,妇女儿童看上去也面容枯槁......村民们并没有因为我长着一副外国人的脸就拥上来围观,后来我才知道,原来三里地外的一个村就有从俄罗斯嫁过来的媳妇,所以大家对我也见怪不怪。

海阳县书院村,照片上的老房子是我当年住过的知青宿舍。

进村第一晚,村民们甚至没来得及给我们腾出住的地方,让我们十几个知青挤在一处原本用来存放棺材的屋子凑合一晚。这可把我们几个小孩吓得够呛,三五个抱在一起。房顶上的缝隙肉眼可见,屋里不断冒进来嗖嗖的冷风,我们一宿没睡,同行的女同学吓得一直哭,农民看实在没招,回家扒拉了半天,带着半袋花生米回来给我们,说“哄哄吧,别让她们哭了”。

艰苦的物质环境让我们心里有点情绪,不过内心还是很火热的,觉得我们应该到农村去劳动,跟贫下中农一起滚一身泥巴。书院村虽然穷困,好在土地肥沃,我们很快和当地人打成一片,什么农活都学一点,挑粪、种地、烧砖、喂牲畜……几乎所有能想到的农活我都干了个遍。

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送粪,将牛棚中一层层的牛粪起出来,装车运到地里。冬天的山坳坳里,牛粪冻得跟铁板似的,我们用镐刨,用锨铲,掺着粪渣的冰花不时溅到身上、脸上,但谁也不在乎。

农活又苦又累,但我们胜在年轻,一上炕就能睡,第二天又精神抖擞,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在劳动中,我们慢慢褪去了城市小青年的五谷不分,肩不能扛、手不能提,都变得勤劳起来。并且,年轻人天性使然,年轻气盛、干活不服输,时常还要比一比赛一赛。

重回海阳县书院村,我和老乡合了张影。

只不过,农活再苦再累还能忍受,但填不饱肚子的苦实在难熬,十七八岁的年轻人,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再加上少年顽皮天性的驱使,苦中作乐的我们便打起了家禽的“歪主意”。

当时我和几个人的房子住在河边,总能看到有当地人养的鹅和鸭在附近喝水。要知道,那时候的我们天天窝头咸菜,肚里没食,口中无味,这几只大肥鹅可把我们馋坏了。但谁都知道,鹅在村里可是一霸,用老乡的话:“咱这儿狗都可以惹,但鹅不可以”。

鹅不敢抓,我们就盯上了鸭。一天农活后的傍晚,趁着鸭群游来喝水,我们几个男同学三下五除二、轻而易举地擒了一只鸭。顾不上庆祝,一溜烟小跑提着鸭找了处没人的洼地,生火、烧水、褪毛,神不知鬼不觉,美美地吃了一顿。后来回想起来,心里真是内疚极了。

还有次村子里死了一头驴,听说死驴肉价格便宜,我和另一个知青凑钱了1块5毛钱,买了5斤驴肉做下酒菜。那时候能有肉吃是很幸福的,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去山上找花生,自己挖出来炒了以后下酒喝。

我从青岛走的时候,一口酒都不会喝,但乡下的日子确实无聊,年轻人总想找点事情打发时间,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喝酒。当地人以种红薯为生,一年一个人能分1000多斤。那时候我们冬天吃红薯,夏天吃红薯干,还把富余的红薯用来酿酒,我们常喝的就是这种红薯酿的白干。

当年和我一起下河抓鸭子的少年,如今我们都成了白发老人。

当地农民特别淳朴,一直待我很好,甚至没有因为我容貌和别人不同而盘问我的身世。有位大婶知道我们这些知青不容易,经常会在家里做了好吃的招呼我们去吃。后来,我们知青都分散住进了当地村民家里,我碰巧被安排进了那位大婶家,生活上很受照顾。

时间在这座小村里缓缓而过,时间到了1977年,距离我来书院村已经十个年头,有不少人陆续返城,留下的人则大多感到精疲力尽,生活无望。那时候讲成分,虽然我家的成分是工人,但因为我母亲是俄罗斯人,被认为有海外关系,所以一直拖着没有回城。面对这样的生活现实,我困惑、迷茫,不知如何处理,觉得日子很不好过。

在这种巨大的孤独与荒凉中,我的心态也发生了改变,常常迷茫地问自己,“真的要一辈子当农民么?”无助的时候,我甚至想过要不死了算了。人在意志低沉的时候就会想家,我特别想妈妈,我妈从小对我特别好,我走以后她还偷偷地每月给我寄5块钱。每每想到她,我就一个人偷偷抹眼泪,很想回家看看。

有天凌晨趁天没亮,我在黑暗中踏上了去青岛的路。从书院村回青岛路途不算特别远,两地相隔100公里左右,坐汽车买票就是七八毛钱。但作为挣工分的知青,哪有那么多闲钱,于是我选择了更冒险的方式——扒火车。

我先走旱路进城到了莱阳,然后迂回在火车站附近,守着铁路上开往青岛方向的列车,伴着着隆隆的车轮声,我感觉自己像是铁道游击队的勇士。几次扒下来就驾轻就熟,我有时候扒货车,有时候扒客车;有时候扒在里面,有时候扒在外面;有时候扒在车皮上,有时候扒在两车皮的连接处……

发现这件事可行后,每每想家我就偷偷扒火车逃票。当时对我们知青也没有管得特别严,我就这样又撑了几年,熬到1978年底,回城的事终于有了转机。有天我收到一封调令,组织上要派遣我去青岛交通局当临时工。后来一打听,才知道是我母亲找到青岛外事局,再辗转劳动局去协调帮忙,这才允许我回城。

我年轻时的样子,当年的好多老照片都在后来搬家中搞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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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那时,我已经是当地最后一位知青,能回城心里非常感激。虽然已经30岁了,但我还年轻、体力好,想到未来能有个工作自食其力,我觉得生活又有了希望。并且,基层的艰苦生活极大磨练了我的性格,什么苦活累活都经历过,干什么都不在话下。

回到城里后,我被交通局分配到煤场当装卸工,每天和煤炭打交道,每个人一天少说要运三四十吨煤。而我在农村喝酒的习惯始终没改掉,后来果不其然酿了一场大祸。

有天晚上我和煤场司机喝酒喝得烂醉,在开车回家路上,司机竟然一不小心把车径直从铁路桥上开了下去,直直翻进了河里。那场车祸过后,我虽然保住了性命,但头上缝了一百多针,在医院里躺了四个多月,还因为伤到了食欲神经吃不进饭,一吃饭就头疼。

母亲担心我再这样下去命都没了,再次辗转找到青岛外事处求援,最后通过省厅特批,先是把我转院去济南治疗,最后又送到了上海华山医院脑外科。母亲一直陪我在上海住了半年多,我总算调理好了身体。

老人们总说“福祸相倚”,这在我的人生经历中也大抵应验。我在上海华山医院治病的那段时间,认识了一位从北方来看病的哈尔滨女孩,同是异乡漂泊人,我们聊得很投缘,后来这女孩就想着,把她姐姐介绍给我认识,再然后她的姐姐就成为了我的爱人,我们1981年正式结婚成为夫妻。

我和妻子、女儿的全家福。

冥冥之中,命运的安排还不止这场相遇。治病结束后我回青岛休养,谁也没想到一次上街买菜的功夫,竟发生了改变我人生下半场轨迹的大事。有天下午,我正准备出门买菜,迎面走来一位穿军装的男士,透过眼角的余光我看他一直在打量我,心里正觉得奇怪,没想到他先喊住我,冷不丁问一句:“你想拍电影吗?”

当时我们家住在青岛歌舞团附近,眼前这哥们儿就是青岛籍的原八一制片厂主任,正要去歌舞团找他爱人,当时八一制片厂在筹备拍摄一部影片,需要外国人,他看到我蓝眼睛、高鼻梁,一头黄卷发,于是主动找了过来。

在那个年代,来中国的留学生很少,更别提有外国演员,看到我的模样他非常希望我能加入。但我心想,电影里的外国人全都没好人,那可不行。对方可能是看出了我的犹豫,就动员我回去再想想,可以找天去他家里喝酒。 后来在老哥的一番游说下,我开始了演员的第一次尝试,这一开头就再也刹不住车。

在电影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中和副导演的合影,那时我入行不久。

刚开始的时候,我接的都是不需要台词的群演,大多是出演美国大兵之类的角色。那个时候大家特别认真,把每一部电影当作艺术来对待。即便是像我这样没有台词的小角色,也需要全程跟着剧组,到体验角色的真实生活。

1979年的《飞虎》是我第一部参与群演的电影,我扮演联合国38军中的一员,我们这群演员像真正的士兵一样在军事基地生活,在张家口待了四个月。那会儿全是这种抗美援朝的戏,我们拍戏也没有片酬,一天三毛钱补贴,拿着全国粮票,自己带饭盒去打饭。剧组也没有场工,有什么活儿所有人都一起干,所以大家在一块非常开心热闹。

拍摄战争片时我和其他演员的合影,所有人都穿着军装。

1982年的《战地之星》是我第一部担任主要角色的电影,在这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中饰演一个美军上尉。虽然导演魏龙是我的山东老乡,但最初接到邀请的时候,我心里非常忐忑。

之前我演的角色大多是不需要台词的群演,而这次戏份重、台词多,我的青岛口音又很重,普通话都说不好。那时候拍片都是用胶片,一条片子没用好,就等于浪费好多钱。我既要考虑普通话发音,又担心表情不到位,心理负担特别大。

电影《战地之星》宣传资料,我(图3-中)饰演美军上尉。

魏龙导演看在眼里,把我叫到身边:“别着急,不要去演戏,你就当作聊天”,慢慢在他指点下我才进入状态,后来陆续在八一制片厂拍了近十部电影。那一年是1983年,我从没有台词的小群演转变为操着一口青岛话出镜的反派,当年22岁的刘德华刚签约TVB不久,邓超还是个4岁的娃娃。

我16岁进农村,后来再也没有机会读书,而拍戏这段职业生涯,在历史的深度和文化的广度上,让我重新获得了被滋养的机会。

比如我参与的电视剧《为了一句话》,它的剧本来源于刘震云的获奖小说《一句顶一万句》,内容的架构有点像《红楼梦》或者《清明上河图》,从全景式的角度呈现近现代中国人的流离人生,同时又包含了种种社会生态中的大人物小事件、小人物大事件,对我有非常大的启发和触动。

我在电视剧《为了一句话》中,扮演意大利牧师詹善朴。

我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原本是一位剃头师傅,他自己花钱盖了个教堂,后来把教堂改成了学堂,期间因为生活不顺遇到了新的变故,他就骑着自行车出去,边剃头边传教。

后来我们几个主创在北京吃饭,李雪健、朱媛媛和辛柏青他们都在,当时我就问刘震云:“老詹传了一辈子教,为什么只传了8个徒弟? 这不应该啊”,刘震云回答说:“这是一种信念和精神,哪怕没有教徒,也要继续传教。” 这番话听得我很受触动。

因为长相宽厚仁慈,我经常在电影中扮演外国牧师的角色。

做演员,很多时候也需要这种精神。出道40多年,我一共拍了150多部戏,国内的大牌演员基本上都合作过。在这些演员中,我和港台的演员合作比较多,刘德华、梁家辉、陈小春、王祖蓝……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,大家为什么都非常聊得来?是因为都很敬业,彼此对待工作的态度很一致。

2016年,拍摄香港导演王晶作品《王牌斗王牌》时,和刘德华的合影。

有位好莱坞演员就曾给我上过一课。原本到了拍摄后期一些单人镜头的机位,其实就不需要搭档出镜了,但这位好莱坞演员却坚持从头到尾和我对戏,他说“我们拍戏是用眼睛交流,我给的眼神和替身给到的感觉不一样”。每场戏拍完,不管是大主演还是小角色,只要是他搭档过,这位演员都会和对方拥抱,表示感谢。

有趣的是,刚开始到了现场,他怎么都不相信我是中国人,一个劲说“你肯定是欧洲人,你骗我”。最后我从口袋里揣出中国身份证,他才相信。因为我不会英语,我俩就准备一人带一个翻译,我说一句,翻译说一句。

我经常会和一些外国艺人合作,这是和阿根廷模特马赛乐的合影。

拍戏四十多年,该体验的我都体验过,如今我年纪大了,因为身体原因,现在基本不怎么接电视剧,偶尔帮朋友忙拍电影和广告,还去一些传媒学校新生们讲过课,基本上已经回归了我想要的平淡生活。

平时我就待在青岛陪家人,每天出门散散步,回来以后看看电脑、看看书,有时候打打扑克什么的玩玩,生活虽然比较单调,但我很享受退休生活。偶尔会和爱人一起,去女儿那儿帮忙带带孩子。

我和外孙女的照片,小小年纪的她已经和我一起拍过商业广告。

基因这个事情真的特别神奇,我女儿今年腊月生的二胎,那孩子特别漂亮,还长得和我小时候很像,出生就是一头小卷发,被朋友们说像秀兰·邓波儿。今年春节的时候,我还和家人开玩笑,一定要活着看到两个外孙女都结婚,等那一天我来给孩子们当证婚人。

1949年,我在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中出生,是共和国的同龄人,从下乡当知青,到回家乡青岛当演员,有了家庭,直到退休,这一辈子也没什么太特别的。

现在七十多了,我就希望继续平平淡淡地走下去,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成就感,我知道,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赋予我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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